2013年8月12日 星期一

《鄧小平時代》留下的遺憾


  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所著的《鄧小平時代》(馮克利譯),在美國獲得不少讚譽。可是來到中華地區,沒有帶來很大的迴響。是818頁紙張的份量,令煩忙的都市人沒有興趣和時間閱讀,抑或書本內容取材角度,對中華地區沒有震撼力,也許是各自表述的最佳演繹。感覺這回事,是多種緣由相互組成的果,沒有絕對的對或錯。為何《鄧小平時代》只在美國受注視,著作有甚麼不足之處,倒是讀書人值得考慮的問題。

  不詳談《鄧小平時代》之前,我想說一則之前白先勇在香港《父親與民國》座談會的軼事。白先勇在介紹他的著作時,曾感謝一位美國的歷史系女教授。她當時也在場,但很抱歉,她的名字我忘記了。白先勇提到,這位女教授是最先一位拋開國共史料枷鎖、研究桂系軍閥的學者,讓人開始在歷史迷霧中認識白崇禧的事跡。白先勇提起這位女教授,無疑是希望帶出,《父親與民國》是一部不沿用國民黨或共產黨立場寫作的獨立著作。一部能超然站在黨政紛爭之上的著作,其價值應受到一定的尊重和欣賞。奈何在座談會內,有一位香港的知名專欄作者,發言讚賞《父親與民國》之餘,也一併「推銷」了龍應台以國民黨角度寫作的《大江大海1949》。這位專欄作者是有心還是無意,把白先勇扯回不願意踏足的政治旋渦,我不知道。白先勇在回應時,也有點語塞,只好把話題再扯遠一些。這事令我感到,香港一些專欄作者,根本不懂分辨學術的獨立性,對一些獨立於政治價值的著作,興趣不大。書本可讀性,還是以政治取向先行。不合符政治立場的著作,便認為不是好書。

  把這標準套在傅高義的《鄧小平時代》,或許便很容易理解,為何這書在香港坊間沒有帶來很大的討論。傅高義用的歷史材料,沒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東西。傅高義在書中的重點,是寫鄧小平在文革後恢復國家秩序,以及在國際外交方面的成功。這兩範疇用上的篇幅,其實相當多。這也許是西方社會比較容易切入的國度,因此迴響較大,獲讚賞的空間也較多。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儘管傅高義採用的歷史材料不是特別獨特,一部由外國學者撰寫的鄧小平歷史,其實可以在今天混濁的文字世界,客觀地反映那個時代的事況。香港國史科沒有觸及的部份,我們更需要一些中肯持平的書籍,充實識見。傅高義寫鄧小平聯同李先念及葉劍英,恢復文革後秩序、改革經濟的部份,平實易讀,不浮跨地談歷史,是中共黨書以外的難得的好材料。

  然而,書本在中華地區面世的時候,一般的評論,都著眼將鄧小平和六四掛鈎,集中批評傅高義沒有追究和譴責鄧小平在六四事件的責任,只是以「北京之春」及「天安門悲劇」等平淡的字眼作為簡短章節的題目。但這樣的評論,有點將歷史和政治哲學混淆起來。歷史學著作不注入傾側的政治觀點,應該視為持平的處理,否則白先勇也不用感謝那位埋首研究桂系軍閥的美國女教授。歷史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真相,不是具政治立場的評論。考慮六四鎮壓合理與否,似乎適合從Michael Sandel那條思辨正義的哲學之旅來出發。就六四事件而言,中共的功利主義社會穩定經濟發展論,以及反共者的自由主義屠城論,是兩種絕對的極端,兩者其實皆沒有準確地說出整件事件的歷史真貌。傅高義在書中的落筆是這樣的:

  『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只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制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運動翻案。儘管在決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20年裡,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终成為「八九風波」。』(565-566)

  當然,傅高義這樣看待這段歷史,對激進份子來說,真是太溫和了。但傅高義作為一位他國的學者,不囿於政治取向的獨立見解,應該具相當參考價值。可是,這個說法不是社運份子有用的論調,傅高義這部著作自然沒有很大的中華媒體市場。但撇開政治立場的範疇,從史學的觀點來看,傅高義的論述,也是未能還原歷史的全貌。

  寫歷史,最重要的,是材料。胡耀邦逝世後所帶來的中共黨內派系磨擦,是否如所知的資料那樣發生,還待他日中共願意公開檔案後,方能完全知悉。傅高義寫六四事件,材料由1989415日開始。但事實上,我在網絡上讀過一篇仲大軍所寫的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憶改革開放第一個十年那次理論研討會》,內裡提到1989458日,中共曾在豐台舉行了一連四天的理論研討會,出席人士皆是當時黨內的中流砥柱,當中能在今天更上一層樓的,包括林毅夫、劉延東、李克強、李源潮、俞正聲、王岐山等。仲大軍暗示在研討會內,一些相當激烈言論的發表者,如蘇曉康、嚴家其、劉再複、包遵信等,及後都沒有在舞台表演的空間。而這個理論研討會的舉行,傅高義並沒有在《鄧小平時代》一書內提出或研究過。

  當中值得留意的人物,相信是趙系人馬嚴家其和包遵信。他們其後在517日發表的《五一七宣言》,內裡嚴厲批評鄧小平。這個研討會的舉行時間,跟六四事件距離很近,跟415日更是接近,從人物的投入程度,要說兩者完全沒有關連,是很難說得過去,也不能解釋為何趙紫陽的對手,堅決認為趙有搞局的機心。看歷史,不能切割日期,亦需要把時間的線性延長,才是合理方法。而實際上,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內,也沒有提過458日這個高層次的理論研討會,以及內裡路線上的激烈言論。內裡是甚麼緣故,外人自然不得而知。若傅高義及其他歷史學者能考慮有關理論研討會的材料,著作的覆蓋可以更完整。也許,期待當權派放棄權力的幼稚者,不只那批無辜犧牲的學生。這也是寫歷史書的限制,未曝光的材料往往可以帶來論點的改變,所以歷史書永遠有其還未寫完的一頁。傅高義沒有就六四事件搜尋、考慮和應用甚為重要的歷史材料,才是令人感到遺憾的地方。


  從傅高義的筆觸看,他還是對鄧小平這位政治家持有較正面評價。這也許跟一些純以六四事件來評價鄧小平的人們,有很大的差別。但評價一位歷史人物,是以一件事件,還是一生的功過,應該不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我們從歷史評價人物,不應抱有「聲妓晚景從良,一世烟花無礙;貞婦白髮失守,半生清苦俱非」的態度。若果人們以書內部份觀點和內容,去否定和拒絕接受一本著作的其他精彩部份,損失的,一定不會是著作者。敢於承認和接受一些正面事跡,才是歷史學家應有的本質。《鄧小平時代》面世後,受到不少政治味濃的批評,傅高義還是堅持了自己的見解,是獨立知識份子學者應有的素養。鄧小平在他的時代,因六四事件留下了一個很大的遺憾,是可惜;傅高義寫《鄧小平時代》,也因材料深度不足,造成一點遺憾,亦是有些可惜。被人忽略的一篇文章《中國要弱化兩股極端勢力》,不單是歷史材料的補充,對不同時間的不同空間,都有深刻的意義,這便是探究歷史可貴的地方,也非常值得香港人引以為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