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31日 星期五

還去光顧毛澤東?



  還記得那一年,高華老師在中文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的課。我向他提出過一條問題,40年代初的中共,在毛澤東麾下,進行急風暴雨的延安整風,把黨的思想完全統一起來,摒除一切不同聲音。對黨內的異見份子,如王實味,作出囚禁和迫害,最後王實味更死無全屍;為何40年代末期的國民黨,沒有向民眾闡述中共進行思想改造的高壓手段,致令民心歸向共產黨?難道是國民黨不知道延安時期毛澤東以及中共的事情嗎?高華老師當時回答說,不是國民黨沒有進行反共宣傳,而是當時的民眾不肯相信,認為國民黨插賍,中共擁有崇高理想及值得信賴。

  國民黨的文宣,當年被共產黨打敗,是事實。毛澤東在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確很具魅力。聯合政府,跨黨派執政,正正刺中了國民黨專政、不放權的要害。只是往後的歷史發展,清楚告訴大家,毛澤東只是一名權謀者,他的政治理論,是獨裁式的人民民主專政,由黨代表人民,實行「民主式」獨裁,那就是代表人民的毛澤東,所有說的話,都是對的。一切反對意見,都是反黨反革命不民主,不是站在人民的一方,這亦是大躍進發生的其中一個緣由。毛澤東之前的「新民主主義」只是包裝在專橫、霸道、獨裁外面的一張花紙。毛澤東擅於透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大搞個人崇拜,營造人民敵我矛盾。在毛澤東眼中,解決不了的問題,都是敵我矛盾,需要通過階級鬥爭,來達至政治目標。三反五反不夠,便搞反右運動。反右也不夠激烈,便搞出文化大革命這場人類災難,最重要的,是一鋪比一鋪激烈。當民眾被毛澤東的烏托邦式口號麻醉,到最後發現文化大革命的本質,只不過是一場政治鬥爭,沒有甚麼崇高理想可言,被騙的失落,可想而知。劉少奇被拉倒,繼後的林彪也被拉倒,烏托邦的理想卻永遠實現不到。那一天誤信了毛澤東的紅衛兵們,到今天恐怕還未等到可以釋懷的一刻。

  毛澤東的口號,永遠是「正義」的、「崇高」的,容易吸納人心,但思想的軸心,抽絲剝繭後,只不過是專政霸道、個人崇拜、敵我矛盾。唐德剛更直言毛澤東是中華帝制的迴光返照,一針見血。從1940「新民主主義」的催生,到1957年極左路線的反右運動展開,毛澤東的政治手段,全都是一種沒有愛心的政治鬥爭,人只是一件工具。今天的中國大陸,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猜疑、缺乏公德,或多或少,跟毛澤東這種攻擊為主的政治文化脫不了關係,是毛澤東思維帶給人民的結果。也許,只有再經過一兩代人的沖淡,藉著有愛心、有質量的胡適類型高水平教育,民心才會有機會轉變,這也是我小小的願望。看見胡適的著作和評傳,近來陸續在大陸出版,我深信淵博的知識總有重獲注重的一天。

  香港的公民教育也好,中國歷史也好,都視中共歷史和毛澤東思想為禁區,真正有深入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特別是年青一代,委實不多。討厭共產黨,仇恨共產黨,是一種個人選擇,但若果以毛澤東的思維來對抗共產黨,揚言以人民民主專政的方式,帶領香港走入更民主的道路,實在是一道相當大的諷刺,也深深反映香港教育的失敗。毛澤東的鬥爭手法,根本不應在人類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存在,更難以明白為何獲得欣賞和歡呼。看見選舉論壇上,候選人互相扣帽子,大聲辱罵,深化敵我矛盾,甚至只顧玩個人崇拜,委實失望到極。學習文化大革命的卑劣手法,以奚落對手背景為榮,燃燒助選團員情緒為樂,這就是香港人追求的選舉文化嗎?支持這種手法的人士,好應撫心自問,自己和當年搞政治運動的毛澤東究竟有甚麼不同,不就是滿口崇高正義,然後用盡不同的方式把政敵整垮嗎?大家可曾記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人被這類毫無良知的侮辱謾罵所逼死香港人今天為這種歪風邪法鼓掌,實在是自慚形愧。毛澤東為國家留下一窮二白,惟獨紅衛兵數目超英趕美。難道今天再投向辱罵式的文化,有可能為香港的政治局面帶來正面的改變嗎?

  香港市民其實從一股「新民主運動」開始,已陸續看到毛澤東式的政治運動, 一浪接一浪衝向香港政壇。按歷史的軌跡,走下去的結果會是怎樣,不難猜到。歷史會重複,在於人類從不認真讀歷史。結筆的一刻,我又想起高華老師的一句話,國民黨不是沒有提過共產黨的劣行,只是那刻的民眾不肯去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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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24日 星期五

《麥兜噹噹伴我心》:不一樣的記憶



  4月後,達明一派火速地在8月又再舉行了演唱會,場館內的火熱程度,比第一次演出有過之而無不及,信息也說得更直接。短短幾個月,新的嘉賓名單陸續出場,李旺陽那宗《沒有張揚的命案》,林鄭月娥獨唱《今夜星光燦爛》,陳茂波一幕《石頭記》,吳克儉招呼《十個救火的少年》,全部都是一首首的新曲。適逢選舉年,明哥更不忘提醒歌迷,世事有如《輪流轉》,九九就是《抉擇》時。

  達明一派的音樂,是我喜歡的音樂,他們的敢言和熱情,令人感動。但同樣以音樂和反諷,來喚醒香港人的謝立文和麥嘉碧,他們創作的麥兜,或許沒有那股熾熱的動力,卻充滿細水長流的含蓄。第一下或許是引你發笑,嗒下嚨喉倒是陣陣濃郁的甘香,過後更是引來連串的反思。每個人感覺到的香港,記憶著的香港,都不一樣。激昂的達明一派,內儉的麥兜,都是香港一份值得常常記住的標記。有些朋友讀我的博客文章後,曾經問我,為何比較少評論香港電影和書籍。其實,適當的問題,應該是擁有自己認同價值的香港電影和書籍,委實不多。政治上的反對黨很容易做,只要找一兩個論據,大肆鞭策,定必叫好叫座。要長期當香港文化的長毛,不如寫一些自己認同的價值,會更正面。塑造一種向前看的改進文化,引來建設性的轉變,必須從人的基本價值開始,那就是小孩子們的世界,謝立文創作下的麥兜世界。


  電影《麥兜噹噹伴我心》,主題又返回春田花花幼稚園。善良的麥兜,有他理想的一片園地,對現實主義很無奈。學校要交租交電費來求存,媽媽不懂重視和欣賞學業以外的歌聲,社會看不起不具規模的學校,美侖美奐的高樓就是成功的標誌,這些一直縈繞家長族群的心窩,最終學生還是求分數。在小孩子們的世界,能記憶下來,而又影響最深的,是令他們感到快樂的經歷,可以是一幕集體遊戲,一位老師,又或是一種興趣。電影中那位澳門音樂家,能從春田花花幼稚園這樣窩囊的地方,藉著校長的熱誠,獲取人生最重要的文藝體驗,正是謝立文向觀眾說出,人才是改變世界的來源,音樂是成就大同的媒介。

  謝立文毋庸置疑是一名古典音樂迷,他愛的和推動的,自然是古典音樂。他之前把舒伯特、莫扎特的樂章,在麥兜電影內玩得生動活潑,今次再把帕赫貝爾的卡農變成《您的扣肉》,又是一項佳作。以往聽帕赫貝爾的卡農,總會想起一陣陣純愛的浪漫,以及導演郭在容電影下的全智賢和孫藝珍,以後再聽這首卡農的時候,想起的,會由韓國女星加上一個麥兜,也是一種過癮的本土文化。把人聲視為世間最動聽的聲音,來自貝多芬和馬勒,謝立文搞出一個春田花花幼稚園合唱團,正是跟隨著這條路線,也看得出他推動古典音樂的努力和決心。

  謝立文創造出一個個樣貌猥瑣的腳色,披著被人誤解的外表,像《少林足球》的眾師兄弟們一樣,他們的天賦被人抑壓,沒有發揮的機會,這是對社會的反諷。而「獲獎歌曲」《車車車車你老豆》,也似在暗諷爺爺走近了,層次變成老豆一樣。賣納米抹布的小販,走一條街找廁所的房子,高聳入雲的玻璃天台屋,狂推人流的商場文化,都是一眾香港的生活裂縫。看著裂縫,或許令人不悅。以麥兜的方式,來一款嬉笑式的責罵,在自己的眼淚中找歡笑,是另類的娛樂。音樂和反諷,有不同的方式,記住麥兜,是要豐富香港人的腦海,保留不一樣的記憶。

2012年8月17日 星期五

世間已無張居正




  參選2012年立法會港島區直選的單仲偕,在職業一欄填上了「政治人」。

  用上「政治人」一詞,真的比較奇怪,也不普遍。單仲偕在英文部份填寫的職業資料,是「Politician」,這似乎較易令人明白。但是,讓時光倒流至2005年,曾蔭權參加特首選舉補選時,他填寫的職業是「Politician/政治家」。同樣的英文,不一樣的中文,既可能是反映語言的藝術,又或是香港政圈特別的怪現象。

  Politician一語,大多指從事政治工作人士,較中性的中文稱呼,應是「政客」。其實,「政治家」也不算是差勁離題的表達,正如Sportsman一詞,普遍會說成「運動員」,但若把體育精神昇華,用上「運動家」也無不可。具遠見的從政人士,稱為「政治家」並不為過。曾蔭權向來對自己的身份有要求,定必將名稱盡可能提升及美化,也可能覺得「政治家」才算匹配。相反,單仲偕似乎腳踏實地,不願踏上曾蔭權走過的舊路,寧用上「政治人」這個較為平淡的稱呼。

  事實上,用「政治人」,不用「政治家」,也有一定的理由。就像搞音樂的,普遍都謙稱音樂人,音樂家是人家讚頌下,才應該有的稱號。創作人跟創作家,寫作人跟小說家,也是同一個道理。曾蔭權自稱政治家,是反映他骨子一種自傲的性格。而在現實操作方面,香港的政治,還有一個行政主導的特殊現象。立法會議員在議事廳,只有監察政府的功能,沒有提出政策的權力。政府官員有可能屬於政治家的行列,議員一定沒這個份兒。要一位立法會議員堂而皇之自稱為政治家,在今天的香港,是沒有實踐的可能,也不切實際。姑勿論你是否支持單仲偕,他僅稱自己為「政治人」,尚算有個譜,沒有胡來。但香港選民只能在選舉選出一般的政治人,而不是政治家,實在很無奈。

  再深入去看,有材幹、而又能做出成積的政治家,在歷史上不算多,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用去探究誰能見真章。梁啟超博覽群書,精挑細選,認為中國歷來的六大政治家,是管仲、商鞅、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以及張居正。縱觀這些人物,大都身處政局不穩,黨爭嚴重,需要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的年代,而更重要的,是除了諸葛亮外,其他五人下野或身故後,自身或家人皆落得慘淡下場,以及惡名遠播至少一段時間。其中王安石被誣諂了近一千年,至清末才開始有人替他說回公道的說話;張居正的後人更被清算至家破人亡,直至明末崇禎時期才得到平反。政治現實的黑暗毒辣,可見一斑,也清楚告訴大家,政治家是以名譽和性命來搞政治,不是琴棋書畫,清流議政。梁啟超的評定原則,毋庸置疑是眾人在混亂的朝政中,有駕御政局、走出困境的能力。當然,從大歷史的角度,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努力,最終救不了北宋和明,但他們為政時期的政績是驕人的。人總有一死,不代表應該渾渾噩噩度過每一天。政治家總有下野的一天和幾乎肯定被痛罵的下場,但有抱負者,如王安石和張居正,還是會以拯救朝綱為重,視個人榮辱於道外。

  黃仁宇雖然以大歷史為研究方向,但其寫明代中葉的著作《萬曆十五年》,其中第三章題為:世間已無張居正。黃仁宇以側面的評論手法,對張居正這位政治家,平衡朝廷勢力的能力,作出不少正面的評價。同樣在港島區直選參選的葉劉淑儀,很讚賞《萬曆十五年》這部書,但今天僅作為「政治人」的她,恐怕沒有向張居正學習的需要。但要真正明白政治的神髓、政治家的氣魄,不去深入認識張居正,恐怕是一道缺憾。

  張居正其實拯救了萬曆年初,臨近崩潰的明室財政,也使這位皇帝朱翊鈞有錢興建龐大的定陵。簡明的通史類讀物,詳細講及張居正的政績,並不多,也有不少人對張居正的專橫,為之不齒。但真正讀歷史的人,會把事蹟伸延來讀。張居正縱然被視為玩弄權術,但他的心術其實並不算是狠辣。他身處一系列朝庭政治鬥爭中,親眼看到嚴嵩鬥死夏言,徐階鬥死嚴嵩,高拱搞臭徐階之子。但在這種趕盡殺絕的邪風下,當張居正鬥走高拱之後,尚能讓高拱致仕,安享晚年,沒有血濺朝庭,實在是難能可貴。相反,一些自命秉公辦事的正人君子,如丘橓之輩,卻在張居正身故後,為拍萬曆皇帝的馬屁,大肆迫害張居正之子張敬修,為的正是公報私仇。這些外表正義的行為,其實相當可惡,也反覆看到張居正之前對高拱,真是相當的寬容。當然,張居正獨攬朝綱十多年,得罪了的,不是朝臣,而是幼主萬曆皇帝。全心為萬曆皇帝凝聚財力國勢,到頭來被皇帝清算,正是身當政治家的悲歌,也是從政者需要讀懂的一段歷史。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是一部寫張居正的最佳著作,值得從政者一讀。

  在今天香港政治的爛局,要誕生一位像張居正這樣,連得罪皇帝也不懼怕的政治家,幾乎不可能。尤其今天的政治環境,講的,只是宣傳和綽頭,不必講內涵,更不用漫談道理。當一個嬉哈的庸官,避開爭拗,很容易;要找一個願意迎難而上,懷有「知我罪我,惟其春秋」心態的政治家,恐怕比國寶還罕有。

  世間已無張居正,政治家是絕種的動物。

(選舉期間,按例把其他參加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參選名單列出,包括:許清安、勞永樂、劉嘉鴻名單、鍾樹根名單、吳榮春、何秀蘭名單、王國興名單、陳家洛名單、何家泰、曾鈺成、劉健儀名單、吳文遠。)

2012年8月2日 星期四

《緣份春色》:沒有恨的世界


  E. L. James的情色小說Fifty Shades系列在美國極度熱賣,成為熱門話題。正面解讀,是讀者群生活苦悶,追求文字刺激。但誠如《信報》副刊的占飛在專欄所言,劣書驅逐良書,是悠來已久的現象,沒有甚麼大不了。個人對小說的喜好,是著重意境和內涵,多於故事細節。Fifty Shades以性愛場面和性虐待情節來吸引讀者,但骨子裡也不過是一個愛好物質享受的妙齡少女,不能自拔地戀上一個處理家族生意的英俊富家子弟。是戀愛,還是戀財,也許是E. L. James希望引入的思考,但說到底,還是一道灰姑娘情慾版的感覺。要盡情沐浴在男女間不被物質感染的高純度情慾之中,歐洲作家的風格才是自己那杯茶。像捷克人Milan Kundera的著名小說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那段在布拉格開展的尋愛之旅,讀過之後,總教人刻骨難忘,亦是Fifty Shades系列沒法比擬的地方。法國電影《緣份春色》(The Beloved)所編寫的,是另一段跟1968年布拉格之春有關的戀情,故事的焦點,是情歸何處。

  《緣份春色》由一位另類灰姑娘Madeleine開始。普通銷售員的她,因迷戀上高跟鞋(當然不是玻璃做的),開始一段1963年版的巴黎街頭援交生涯,不過她遇上的,不是王子,而是一位來自捷克的浪漫窮醫生Jaromil。迷戀JaromilMadeleine,選擇洗盡鉛華,跟他回到布拉格結婚和生活,並誕下女兒Vera。一場布拉格之春,令Madeleine帶著女兒返回巴黎,並為了生活,改嫁一名法國憲兵Francois。鐵幕捲起後,Jaromil到巴黎找回MadeleineVera,並開始與Madeleine幽會。而Madeleine就在現任丈夫Francois和前夫Jaromil之間,迷迷糊糊生活下去。Madeleine的因子也傳染到女兒身上,Vera在一個倫敦旅程,對萍水相逢的美國人Henderson,產生情愫,冷淡了身邊的法國男友ClementHenderson因私人問題,不願Vera走進他的生活。VeraHendersonClement之間,迷惑起來,最後受到生父Jaromil的鼓勵和影響,決心到美國找Henderson,跟他並膝而談。那一年,正是紐約發生9112001年,一群人自毀的一年。

  各人的結局是怎樣,應該留給觀眾去尋覓,自己寫了出來,是影響他人的雅緻,也不是寫影評的原意。讓人迷思的情慾電影,應該是多情少肉,恰到好處,不露骨而又枝葉豐富,讓人從不同的角度,感受情愛的魅力和重量,才算是高手出品。這類型電影,歐洲導演向來比荷里活的,優勝很多,《緣份春色》也算是一齣有欣賞價值的佳作,寫出兩個年代不同男女的心境,當中確實有很多令人回味的地方

  《緣份春色》的男女多元感情文化,或許仍未是亞洲人的主流價值觀,不容易引起共鳴。但其中一點甚為人忽略的,是眾角色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恨。就算HendersonClement之間曾各自動手,也只是新生一代的情緒發洩,算不上是恨。感情界線相對保守的亞洲人,的確很難理解FrancoisJaromil兩個男人之間,沒有敵我矛盾的心態,當面面談Madeleine的婚姻和婚外情問題。早前在Facebook讀到一位男士公開數臭太太和姦夫,其實這位丈夫很不智,也傷害女兒,自己並不認同這種報復行為。法國國旗的藍白紅,是自由、平等、博愛。這種自由主義下的愛,一定是多元的愛,不是單一的愛;是包容,不是你死我活;只有愛,沒有恨。Milan Kundera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男主角Tomas正是一個不肯加入共產黨,寧願放棄當醫生,選擇在布拉格做清潔工人,也要繼續多元感情生活的浪人,追求的,是不同形式的自由。那個年代的共產黨,是規條化、僵硬化。共產主義下的布拉格,只有專制和懷疑,沒有自由,沒有真愛。《緣份春色》中的布拉格,亦不是MadeleineJaromil能繼續戀情的地方,他們的愛在布拉格崩潰,充滿對共產主義說不的象徵意義。

  其實,MadeleineJaromil的戀情,在離婚後能在自由的巴黎重生,是對婚姻制度的一種諷刺,也是女權主義的一道暗示。衛道之士或許對Madeleine的水性楊花,表示憤慨,但我們不應忽視人類的進化史中,曾出現母系社會的階段。我不是鼓勵婚外情,但若果男人婚外情可以美其名是工作壓力下的平衡,女人婚外情也不需找甚麼無謂的藉口,一種情愛的寄托,已然足夠,這才是自由主義下的真正男女平等。Madeleine的偷情也不算是最前衛,韓國電影《我老婆要嫁人》,女主角直接要求丈夫容許她同時下嫁另一位男人,才真是坦蕩蕩得讓人咋舌。這種自由,也許是瘋狂的自由,但卻是思想家所追求的真正自由,超越一切社會的規條。這類自由,亦是最快樂的,在這國度內,大家在尋找愛,從不想起恨。MadeleineJaromil的情慾,超越婚姻,卻也受制於婚姻,跟《麥迪遜之橋》的梅麗史翠普和奇連依士活相似,從不埋怨對方。相逢總覺恨晚,曲終便是人散。磨不去的情感,消不掉的記憶,才是人的最愛。電影的英文名稱The Beloved,最直接了當不過。記著恨,只會令人不快樂。

  相比MadeleineJaromil的若即若離情繫一生,愛穿素色衣服的女兒Vera,感情經歷沒有母親多姿多彩,只是游走在去愛與被愛之間,尋找答案。愛屬於付出者,還是接收者,再過幾個世紀還會是電影和小說的情節。但真正付出後,不被接受,剩下的,還是愛,而不是恨。最終拾起色彩的Vera,在災難的一年走到美國,把愛送給Henderson,是導演編劇一幕精心的安排。或許這是法國人對美國的外強中乾,一個不大不小的幽默。Vera是一個從布拉格之春,走入911的角色,逃離專制的侵襲,輾轉走進非理性自毀的國度,原來人可以的選擇,其實很少。

  《緣份春色》內不同樣貌和形式的情,帶給人不同程度的反思,很具哲學味道。愛誰,怎樣愛,愛的深度,是一種自由,亦是法國電影的一份標記。電影內的連場歌曲,情節時空穿插的安排,都用得很流暢,很有特色。場景、服裝、高跟鞋的出現,也勾起不同的戲味,把愛和慾的意義象徵化。飾演老年Jeromil的演員,是著名導演Milos Forman,他導演的《莫札特傳》(Amadeus),是我認定的經典電影之一。能看他演出的機會著實不多,從螢幕上看,怎樣也不像一名年近80的老人。敬業樂業的他,臉上泛現的精神面貌,委實是一份眾人羨慕的春色。